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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组的组长名义小的很啊。但是看一些文章讲,国民党军统戴笠和陈恭澍两个人开玩笑,陈恭澍说我是你的下级,你局长我是副局长。戴笠说,我的情报还得交给你,要你审查。你要认为可以,我才交上去,你是我的上司。陈恭澍规规矩矩写了多年日记,大量的日记留在了长沙,解放以后来不及带走,全部被我们缴获了。他日记里面有从1943年的日记。比如说听说延安最近内部很不稳,内部在互相怀疑,可惜我们在他们那里一个人也没有,所以什么也不知道。这东西已公开了,可近几年有些文章还是在强调延安有多少国民党特务的问题。蒋介石在延安根本一个人也没有,到了1942年,从半条心到两条心以后,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,我们就开始对所有这些抗日战争以后进延安的,不管你是党员也好,非党员也好,都统统审查。这个审查的范围有些人也不在此内,比方说比较老的党员,陈伯达、周扬等这些不在内,怀疑的还是“一二九”以后,1936年以后,参加救国会、民先的,抗日战争以后到延安的。两个礼拜、几个月、日日夜夜都斗,你就成国民党特务了。那你就要交代,编嘛。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,斗的不行了我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,我只好承认了。然后是交代,交代中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要你写在延安你还有些什么人。有些经不住斗,就招出来一大批,所以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。1943年7月份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,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又闹到1943年底,有一些地方闹到1944年,这就叫“抢救运动”。抢救你,挽救你,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。这一来了就乱了,抢救的人就多了,这是对当时的青年到延安的估计根本上的一个错误,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估计的根本错误。这样做是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。这些青年至少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,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所以这个运动之后,延安1942年后,人员是完全停止交往,各个单位停止交往,本单位互相之间也停止交往。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,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,我也修过,把自己包围起来。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,包起来了,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,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。围墙围着都有收发室,有很大的收发室。其他的根据地继续在干,1944年还在干。甘宁边区其他的专区也在继续干,为什么还要继续干,弄不懂。已经发现延安的特务全是假的了,为什么还要在其他解放区继续干。这段时期我自己本人几乎不在延安。我是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,张闻天带着一个到晋西北的农村调查团,团员有八九个,是从中央各部调的,我跟着去。因此这一段时间这些事件我可以说是根本没参加,对这些事情的细节不太了解。但是到1943年4月,张闻天已经先调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了,一个电报,调我回延安,是地委专门来通知我的。我就回延安了,一个人回来的。回来之后,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。另外就发现,到食堂去吃饭为什么要互相看着,两个人看一个人,我就发现不允许自由行走了。过了不久,7月份康生那个“抢救运动”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,我还是去听了。我去听的时候就遇见张闻天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另外两个人,他们是中央党委研究室的,一个叫雍文涛,我们很熟悉,当时还是自由进出的,我们还没有坐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康生讲特务很多,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,就是AB团,弄来弄去都是AB团。按照他这样的说法中央里特务多的很啊,都是特务了。哪晓得回到单位之后我就失去自由了,有几个人看着,斗到最后,搞了一两个月我一寻思是国民党特务,没承认。交待什么地方加入的,谁派你来延安的,来延安干什么,人人都编,我也承认是国民党特务,但我绝不牵扯到别的人。一个字也没有。延安人人都是个大作家。把整风、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人人都有好几十万字,上百万字的都有,我也写了几十万字,干什么呢?骂自己。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,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。我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、有胆量、有担当,不要害人。我承认我是特务什么都可以,但绝不害任何一个人。我是右派我自己认,但我绝不说人家一个字。要人人检举,搞的人人不讲道德,还叫共产党?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,那叫思想改造好了?很滑稽。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。为什么延安“抢救运动”,说人人是特务,这个教训还不接受呢。我就不懂了,完全不懂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呢,越搞越厉害呢?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,搞倒刘少奇、搞倒陶铸,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,国民党登了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,这是知道的嘛。还要整他,这干什么啊?而且还至死不放。国民党的话讲,精诚团结。借用他的两个字,没有“精诚”,就没有“团结”,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,猜忌周恩来也不信,刘少奇也不信,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只有江青可靠。这样,中国没有了,共产党也没有了,中国的正气道德全部败坏,彻底败坏,把我们后代也败坏了。败坏了什么呢?就是迫害人家,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迫害人家求得上升。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人,你就看他是不是害人家,迫害人家、诬蔑人家。诬告人家使得自己上升。这样的人是最坏,最卑鄙的。我们现在做青年思想工作能够这样去做吗?大学生报告人家的思想,有的人检讨了,说他报告了几个统统打成“右派”。把自己国内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,你报告我,我报告你。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,红旗招展,但全民的道德哪里去了,一个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,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。苏联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,再怎么样都不能够训练青年去监视人。这不叫做思想工作、革命工作,也不是党务工作,这叫做特务工作,这谁都知道的嘛。特务工作我们绝对要在党内,在青年人范围内取消。这是毒害青年的心,这个工作不能干,绝对不能干。七十年代末我回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,还有一个同志,自动监视人家另外一个编辑社的女同志,未婚的女同志跟一个编辑社的主任下班之后长时间在办公室密谈,报告要整。我听到了哭笑不得。后来我就找几个女同志讲,这样的做法对吗?你们都是女同志,这个女同志三十几岁了,从农村上来,现在没有结婚,假设你的女儿,我的女儿或者我的妹妹这样,你什么心理?你紧张不紧张,紧张吧。这个情况之下,她下班之后跟那个编辑社主任谈一两个钟头有什么稀奇的,过去我们就要整。对报告消息的人好言安慰,对这一类事情恐怕要少管一点。到了那时,还以为盯人家梢是党性是进步。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,一个运动一个运动的来啊,就养成了以为对党的忠心就在于平时去监视别人,去报告别人,这个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,把我们广大青年精神思想迫害了,使得人成为了卑鄙的动物了。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,你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?你人格没有了嘛。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,要解放劳苦大众,但是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,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?假的。吃的好一点,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?监视人,报告人得到提升,这不得了啊,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吗?我说这是最可怕的。谈陈伯达《大师》:您写过“我一生愚鲁,如果说思想上、文字上受到些教育,还是离不开陈伯达、胡乔木两个人。”能否仔细谈谈?曾彦修:1942年下半年起,延安的整风一面是读一些文章,这些叫整风文件,真正从头至尾读的也不见得有几个,很多都不起作用。真正起很大作用的,是文件以外的陈伯达的几篇东西,那是真正起了作用。而且毛泽东威望的建立,跟陈伯达那几篇文章完全分不开。陈伯达有名的,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毛主席的文章叫做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陈伯达读这本书写了一篇文章。这好像是一篇普通文章,实际上是一篇重塑党史的文章。这个文章简单一句话,就是说党成立以来,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。毛看到了农民独立革命的重要性,这样子一来,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搞个罢工、罢课包括这些,我们这些年轻人别的不懂,这一点是懂得的。第二篇也是讲革命内部毛的军事斗争路线,方法均是对的。中国的军阀都是一二十万人,少则几千,多则几万,二三十万,都有枪有炮的。城市里面知识分子开个会,贴个标语,工人罢个工。你要把他打倒打不倒。这点一说就通。完全靠有大量的革命武装,只有武装才能把他打倒。加上斯大林在1927年,蒋介石反革命,他确实讲了一句话,中国的革命的特点,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。斯大林这句话讲的很经典。他看出来了,东方这么专制、落后,各种各样军事独裁的国家。你靠什么罢工,靠一个报纸,一个刊物,打不倒。要打倒,只有超过他的军事力量才能打倒他。这一点,一比较,二十年代末,瞿秋白也好,李立三也好,一直到后来的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也好,依靠什么?重点依靠示威,依靠罢工,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拼了命组织工人罢工,你真要罢起工来,损失很大,罢了两三天了,工人不一定愿意,还受损失。回来就说陈伯达这篇文章,一下子把我们提醒了,毛泽东是比人家高明得多,这句话对不对呢?应该说是对的,在这一点上,毛是比人高明。他对中国的情况,比人家了解的深刻。北洋军阀、帝国主义、蒋介石不是一写文章、游行示威、贴标语打得倒的。没有这个(军事力量)打不倒。所以我们整风的时候,真正起大作用的不是那些东西,而是陈伯达那几篇文章。这些文章不止两三篇。陈伯达相对的文字比人家写得好。解放以后就没有强调这几篇文章,什么原因呢?强调几篇文章不就会把陈伯达抬得太高了。所以不提了。谁都不强调,但是谁心里都明白,从延安出来的,心里都明白,我们对毛泽东威望的坚固树立,是经过陈伯达这几篇文章。我们读了这些文章以后,才明白土地革命与打仗,还是毛泽东行。因此,毛泽东经过整风,在知识分子里面所建立的威信,是真实的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谈胡乔木这里面建功最大的,公开建功最大的,我以为是陈伯达。在背后建功最大的是胡乔木。因为胡乔木的资历,他的声望在卢沟桥七七事变以前,解放区进延安的,没人知道他。他就是协助毛主席收集出两条路线,把1927年以后,党内的各种文件,尽量收集,尽可能收集。开始是毛主席自己在编,后来主要是他在编。编成这么厚的《六大以来》。1928年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,《六大以来》,这么厚的是一本还是两本我不记得了,因为我们没有资格看这个书。但是我在宣传部接触过,翻了翻。然后有两本,《两条路线》,上下这么两本。参加《两条路线》学习的人比较多一些,我们这些人当然不在内,如果都在内,那么所有的人都参加了。这个是胡乔木编的,应该实事求是地说,在延安建立毛泽东的威信,在宣传上他们两个的功劳是一人一半。陈伯达就是根据几篇文章,把毛泽东一下子放在了神的地位,我们从此就真的把他当神了。基本上个人崇拜的心理已经在心里树立起来了。谁帮助树立的?是陈伯达。所以陈伯达对建立毛泽东的威望应该是功高无比。后来怎么回事?我也闹不懂了,陈伯达一下子被打倒,闹不懂。《大师》:1943年,胡乔木把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入中宣部。1948年底,胡再次把您调进当时的小新华社评论组。1949年进京后,也是他放您南下广州。1954年调回人民出版社也是他的主张。这一系列调动,能否说明他有意培养您?曾彦修:整风期间,延安的各个机关,各个单位基本上都停工了,上层几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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